5月26日晚间，关心上海经济动态的各路人马都守候在电脑前频繁刷屏。前一天，中共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刚刚谢幕，《关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获得审议通过。

　　从25日推迟到26日，意见公布的时间仅晚了一天，却吊足了公众的胃口。这个上海市委今年重磅的“一号课题”到底会不会交出一份扎实报告？不仅令媒体甘愿预留了头版位置，华丽的概念也在资本市场上吹风已久，一干概念股已经站上风口“飞了一程”。

　　26日晚，有22项内容的《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才全文现身网络，结束了热议两天的各种预想猜测。

　　一些人其实并不看好上海。一直被反复拿来言说的，是上海与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无缘，GDP背靠国资的血统似乎令人对这座超级大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冷眼旁观。

　　不过，从干货聚集的《意见》内容看，这次政府顶层设计的确诚意十足，几乎覆盖了科技创新的各个关键领域，等待时间检阅的，只是落地与否。

　　《意见》是怎样落地的？

　　这份《意见》从酝酿到胎动，再从胎动到临盆，历时恰满一年。

　　时间还要回溯到2014年5月24日，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正在上海考察调研，提出了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要求。

　　“为什么是上海？”加快建设科创中心的要求提出后的一段时间内，外界疑问不断：为什么不是北京、深圳、杭州、珠海……？

　　这也并非毫无道理。记者注意到，当前国际上对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内涵没有明确界定，对于科创中心建设的相关指数和标准也无统一认识，较有影响力的评价系统之一是新加坡的“亚太地区最具创新力城市”，它是一套综合人才、知识创造、技术、社会、政府以及全球化中的地位等多方面的排行榜，在2013年榜单中，上海仅位列第14位，比北京还落后一位。而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名单中，全球46个科技创新中心并未囊括上海。

　　但上海并没有困扰于自己在已有榜单上的排名。为了拿出符合中央要求的科创中心总体方案，上海不仅从去年5月开始就进行了密集的调研，更是自上而下地将其重要性一再抬升。

　　在2015年1月底上海政协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曾表示建设上海科创中心的方案将是上海市政府2015年的“一号课题”。

　　不止一位参与调研的专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尽管没有BAT，从“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中心”两大要素看，上海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央“钟情”上海是希望赢得全球范围内配置和集聚创新资源的话语权，并且发挥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2015年5月26日，距离中央定调后一年，长达万言的《意见》终于公开发布。

　　“新兴板”渐近，张江高科转身科技投行

　　相比硅谷，上海在科创方面的处境似乎更加类似纽约。同样是金融城，纽约长期以来的科创成绩单也无法与硅谷、波士顿媲美，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加快新技术之都建设的过程中，纽约放弃了强调纯粹的新技术研发，转而注重将科技成果与高度繁荣的服务业结合。

　　这条路径对于金融服务业成熟度高的上海来说，亦有借鉴价值。《意见》不仅提出加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战略新兴板”，推动尚未盈利但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创新企业上市，还提出争取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设立科技创新专板，支持中小型科技创新创业企业挂牌；探索建立资本市场各个板块之间的转板机制并建设股权众筹平台。

　　张江高科技园区既是浦东新区的重点开发区，又是国家级高技术重点开发区之一。作为张江园区内重要的上市开发主体,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高科”,600895.SH）总经理葛培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强调，作为创业服务业的集成商，张江高科也特别重视推动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科技金融的创新，实际上就是需要吸引来自全球的科技金融资本。因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只有把资金流打通了，人才流、项目流才会三流齐聚。”

　　“我们正在谋划、试行投融资团队增量项目跟投机制，区里已经明确在张江高科创投公司率先试点，谋划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灵活多样的众筹融资服务，与券商、基金、银行等机构合作，首先在张江核心园建立P2B股权众筹平台，积极探索与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利用其金融资源和专业优势，结合张江高科产业资源优势，争取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孵投贷联动金融服务。”葛培健对记者透露。

　　在他看来，化身科技投行的角色是张江高科未来的一个趋势，张江高科要成为科创企业的“时间合伙人”，“我们用三个月时间成立了产业投资事业部和资产经营事业部，完成了中层管理岗位的公开竞聘，建立了和行政序列并列的专业序列，前不久还向全球发布了12个招聘岗位，以适应公司创新发展的需求。”

　　科技与金融“亲密接触”的发展思路对企业是一种接地气的鼓舞。中兴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巍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多元融资渠道的拓宽对科创企业是重大机遇，“企业融资来源是有限的，只能靠风险投资或天使基金，如果有新兴板这样的平台，相当于对企业的基本素质已经作了一个背书，进行了有效筛选，投资方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寻找‘种子’。”

　　重磅人才政策：引来风投直接“落沪”

　　接受记者采访时，受访企业无一例外都将“人”放在科技创新的核心位置，而这也是《意见》大着笔墨之处。

　　上海钦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潘鹏凯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我最关心的还是‘人’，上海作为一个创业环境与别的地方相比，人才落户方面还有改进空间，比如我们公司要引进海外人才，对方必须有两年工作经验，那乔布斯、比尔·盖茨永远没法在上海出现。” 据悉，去年上海只签发了366张中国“绿卡”，人才类的只有56张。

　　袁巍也对记者解释称，最关心的是《意见》对人才引进切实的扶持和激励政策。“科创企业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以人为本，之前户口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针对一个创新型企业的，而是考核公司的规模，公司有多少固定资产投资，有没有土地资产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传统企业的视角，创新企业要想吸引更多人才并不现实，‘人’的问题包括两个，除了创业人员的户口问题，还有国企员工的股权激励。”

　　记者了解到，在前期调研阶段，1号店、盛大文学、之江生物等创新企业都曾反映，企业中50%以上的高管是外来人才，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单位工作两年以上的基本条件，但能够获得上海户口的却寥寥无几，主要涉及政策操作口径、个税和社保的匹配、学历和岗位的相符、个人房产和居住等问题。

　　另一方面，上海的落户政策还存在重生产型企业、轻新模式或研发创新型企业的情况，落户受理上操作偏紧，但在深圳、珠海、杭州、天津等城市，大学应届毕业生却可以直接落户。

　　此次《意见》的发布，上海似乎意在扳回一局。最大亮点是，创业人才拿到一定规模的风投基金就可以直接落户。至于“一定规模”究竟是多少，最快今年6月底将有定论。

　　此外，《意见》还打出人才政策的组合拳，比如鼓励科研人员在职离岗创业，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对通过市场主体评价且符合一定条件的科创人才大幅缩短居住证转办户口年限等。

　　清理行政审批，政府角色还需转变

　　改革一旦进入“深水区”，最难突破的壁垒往往就是体制创新，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14年8月，韩正在上海市科委调研，曾明确提出“科技创新从研发、应用到产业化的链条是阻断的，背后的原因是不合理的体制机制”。

　　众人科技董事长谈剑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直言，上海的官员比较务实，但有些也限于古板，“互联网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说是画饼，马云创业最开始在上海，后来又走了，就是因为上海官员不懂，上海需要对过去没能扶植出BAT这样的IT巨头反思，现在我们国内做互联网的基本就是两条，‘商业模式+人口消费红利’，上海要做全球化的科创中心应该走‘核心技术+商业模式+人口消费红利+全球化’的模式。”

　　《意见》针对政府角色的转变做出了一些努力，不过主要还是集中在行政审批的清理方面，如对企业的创新投资项目，取消备案审批；允许初创企业依法合规自愿变更股东，工商管理部门不实施实质性认定审查，依法合规办理变更登记等。

　　政府角色深层次的转变仍需要创新。上海浦东软件园上海张江信息专修学院院长徐俊对记者表示，“我们的政府不应该给企业扣帽子，要让市场来评判和调节。”

　　潘鹏凯还直言，《意见》出台后，新旧政策之间的衔接怎么落地也考验着政府智慧，“比如我们已经拿了4轮风投，五六千万美元都投过来了，但还不能认定为高新企业，政府有时还是在贴各种标签，人为制造了一些问题。”

　　上海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财税评审专家汪蔚青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这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暂时还有诸多硬指标，包括资质、专利数量、研发人员、研发投入、高科技服务价值等等，“现在只有高新企业可以享受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许多科创企业来说比较难享受到这种优惠。”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 年底，上海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仅为5140 家，同期北京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约8000 家，而硅谷的类似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 万家。此外，在德勤公司2013 年公布的《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0 强》中，上海仅有10 家企业上榜，与北京的 51 家存在显著差距，在前20 强中，上海更是无一家企业上榜。

　　上海的科创梦有多远？

　　提纲挈领的《意见》只是征程的第一步，接下来，上海应该怎么做？《意见》开篇设定的奋斗目标是“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创新人才、科技要素和高新科技企业集聚度高，创新创造创意成果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善的综合性开放型科技创新中心”、“2020年前，形成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体系，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而2020年还只是上海科创梦的序曲。按照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的观点，上海将按照“外源型—混合型—内生型”的路径继续推进。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他曾主持上海科技发展研究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报告，提出“国际产业研发中心”概念。

　　杜德斌告诉记者，上海到2020年以前都将是外源型发展阶段，主要是继续引进和集聚全球高端人才、顶级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研发总部等创新资源，增强科技创新国际影响力；到2030年将进入混合型发展阶段，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加速提升，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凸显；到2040年则进入内生型发展阶段，涌现一批世界级科技引擎企业和世界一流大学及科研机构，产出一批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据悉，《意见》出台后，后续还将有诸多配套文件接踵而至，包括《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操作细则》、《关于金融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操作细则》、《关于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的操作细则》、《关于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操作细则》、《关于加强财政科技投入统筹的操作细则》、《关于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扶持力度的操作细则》、《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人才服务管理政策》等。

　　（记者 劳佳迪 于承龙 柴明杰对此文亦有贡献）

　　全球经典的科创中心模式

　　硅谷模式

　　硅谷是全球公认首屈一指的科创中心，它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并无政府专门推动，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科创中心。斯坦福大学被誉为硅谷创新的灵魂，在硅谷排名前五的苹果、惠普、谷歌、英特尔、思科无一不是科技界的明星企业，2013年硅谷获得的风投和天使投资分别占美国加州的77%和87%。

　　纽约模式

　　将科技创新与国际大都市全面转型升级相结合，拥有9 家重要学术研究机构，175 家医院、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全球领先的斯隆—凯瑟琳癌症治疗中心等均位于纽约，纽约还拥有19 名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纽约大都市区的国家科学院院士人数亦居全美第4 位，雄厚的人才资源为纽约加强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

　　以色列特拉维夫模式

　　本土初创企业与跨国公司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特拉维夫被称为“世界第二硅谷”，拥有除硅谷外全球最集中的高科技企业群，也是全球初创企业密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目前在该市已集聚了240 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其中IT和软件行业占30%。此外，特拉维夫还致力于吸引外资、为创业提供融资机遇，以色列80%的国际银行、风险投资以及数目众多的国际律师事务所都位于特拉维夫。

　　新加坡模式

　　政府主导创新和离岸科技创新的典范。作为新兴经济体，新加坡注重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和推动作用，政府制定专门规划，从1991 年开始，新加坡连续实施了5 个科技“五年规划”，并且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2002 年新加坡推出一项计划，要在10 年内把3000 家本地企业提高到创新级标准。2006 年又推出了“企业科研创新计划”，进一步促进10 万多家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

　　资料整理：《中国经济周刊》采制中心